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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十款

    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各口，如其犯罪交涉朝鲜国人民，皆归日本官审断。如朝鲜国人民犯罪交涉日本国人民，均归朝鲜官査办。各据其国律讯断，毫无回护袒庇，务昭公平允当。

    第十一款

    两国既经通好，须另设立通商章程，以便两国商民；且并现下议立各条款中，更应补添细目，以便遵照条件。自今不出六个月，两国另派委员，会朝鲜国京城或江华府商议定立。

    第十二款

    右十一款议定条约，以此日为两国信守遵行之始，两国政府不得复变革之，永远信遵，以敦和好矣。为此，作约书二本，两国委任大臣各钤印，互相交付，以昭凭信。

    大朝鲜国开国四百八十五年丙子二月初二日

    大官判中枢府事

    申櫶    印

    副官都总府副总管

    尹滋承    印

    大日本国纪元二千五百三十六年，明治九年二月二十六日

    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陆军中将兼参议开拓长官

    黑田清隆    印

    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议官

    井上馨    印

    附录（《江华条约附录》）

    通商章程（《朝日通商章程》）”

    《江华条约》是朝鲜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“不平等条约”，它意味着朝鲜开始“开放门户”，并被视为日本实施“大陆政策”的开端和朝鲜沦为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的起点。不过，就当时的情况而言，这个条约却未能让有关各方（朝鲜、清朝）都引起足够重视，因为朝鲜将其理解为恢复与日本的“三百年旧交”而已。

    由于朝鲜把签订《江华条约》只当作是传统交邻关系的恢复，而并未意识到自己已被纳入了“近代条约体系”和“国际公法秩序”之下。因此，朝鲜国王高宗在接见回朝复命的申櫶时，首先感叹：“彼船皆已退去，实为幸！”    可见，事后的朝鲜为日本军舰撤退而感到满足，实际上確實是缺乏远见了。

    日本大久保政权则并非一心图谋要打开朝鲜的“国门”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只为巩固政权的“赌博”而已，对此也没有太大的信心与把握。因此，得知条约签订的大久保利通在致伊藤博文的书函中称，条约签订的成功为“意外之运，庆幸之至”。

    同时，朝鲜将与日本“重寻宿好”的情形咨报清廷，但未呈上条约文本；清廷则从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那里入手条约文本，但也对此没什么特别反应，或许因观念束缚，觉得这不过是一场形式上“闹剧”罢了？

    《江华条约》对朝鲜方面的不利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显现出来。在条约中，日本表面上与朝鲜“修好”，并且似乎没有“过分”地破坏朝鲜的主权，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，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“不平等条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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